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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写作生涯的成人礼。2008年，作者入读清华大学，转眼五年过去，本书由作者精选过往五年文章而成，既是对此一阶段生活的总结和挥手告别，书中随处可见的自省、平实有力的记录，也标志着作者在写作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在书中，作者记录下对于成长与写作的反思，也记录下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写作者并无能力和义务改变社会，但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写下本身，即已是永恒。
★特别收录长文《审判童年》，曾获2009年“人民文学奖”及首届“朱自清散文奖”。在四万余字的长文里，作者毫不避讳地坦白童年生活当中的刺痛与尴尬，屈辱与安慰，连同纵横捭阖、博采众长的书写，令我们对于童年的认识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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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蒋方舟正在书写道路上挣扎：A面，是她擅长的个体青春体悟；B面，是她向往的社会批判者角色。于是，这个杂文集内置了AB双核运行。
我在A面阅读中获得了无限乐趣，翻开书，那些遗忘已久但无比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网吧的闷热、晚自习的食物香味、考卷的油墨味、街边烧烤的烟熏火燎以及异性同学身上散发的复杂味道……尽管时代更迭，青春的躁动、迷茫和无助却恒久不变。我们都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迷迷糊糊地被人流拥挤着前行。
藉由蒋方舟的文字临摹和速写，我透过一个个青春的命运，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片段悲喜；也重新触到了自己人生经历中，那些宝贵的柔软的东西。
——朱小蒂
作者简介
蒋方舟
1989年出生，湖北襄阳人。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完成首部散文集，至今已出版十部作品。
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目录
代序故人无少年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中产阶级的孩子
天才的出走
被绑架的盗火者
长安青年
想象的祖国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中国作家梦魇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达尔文改变中国
纸上的街道
前卫的民国
@张爱玲
将军白先勇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审判童年）
第一章家里的鬼影幢幢
一手足
二祖父祖母
三母亲
四父亲
第二章我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孩子的世界里，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坏
一保姆
二幼儿园
代后记写什么
序言
蒋方舟二十岁后，首度杂文结集。
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描画身旁被绑架的一代群像，重寻写作的意义。
2008年秋天，作者进入清华大学就读，2012年毕业，受聘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回首过往五年，课业之外，作者亦经常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及多种社会活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不精彩。然而在忙碌与喧腾背后，作者却渐感迷失与困惑：参与的讨论越多，离真相仿佛越远；战斗檄文式的文章越写越多，却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由作者过去五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在书中，作者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观察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思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特别收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文《审判童年》。在四万余字的篇幅中，作者博采众议，纵横捭阖，重新审视与阐发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题，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读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令人耳目一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后记
写什么
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文学前辈的采访，他说自己几乎半年没有写作，“每天都在混过去，写好的东西不想改，写了一半的东西不想回头看。突然写作失去了一切意义。”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算下来，我写作竟然已经十七年了，其中最长的搁笔期，是高考前的三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一日不写作。每隔几年，我都会带着巨大的自我怀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童年时候，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和周围人区别开。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学，读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前途，我不愿如此，写作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救命稻草。
青春期，写作是为了克服孤独感。过于依赖自己的与众不同、习惯旁观的姿态，让我对生活有种疏离的态度。从中学到大学，老师给我的评语永远是：“无法融入集体。”越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些什么来逃避孤立的痛苦，只有写作，能把寂寞变成一场理直气壮。
到如今，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艰难。
我发现，写作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生活是它最大的敌人，生活的富足或贫瘠，都会让创作失去动力。生活过于平淡，让人没有写作热情；生活过于跌宕，则让人无暇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只有让生活服务于创作——而不是相反，才能让人长期恪守写作者的身份，一天天地写下去。
随着越写越多，写作带来的满足感，变得越来越小。近几年，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大至社会层面，大学四年，我几乎完全停滞了小说的写作，而转向写杂文。必须面对的是，“文章救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抒写社会现实，只会让人愈发无力，同时还要面对读者的挑剔：“写这些我们已知的社会阴暗面有什么用？你应该多传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抛开那些刻意寻来的心灵鸡汤，生活本来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不久前，一个乡亲给我打来电话。他是我家乡的一个文化商人，在我读中学时请我吃过几次饭，电话的一半时间用来夸张溢美我是家乡几十年出一个的才女，另一半时间用来讲述自己如何为家乡献计献策。
时隔几年，他再给我打电话，却始终语焉不详，支支吾吾，只不停邀请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烦，几次暗示自己没有时间长谈。
他这才叹了口气，说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志，刨根挖底地发觉某位国家领导人的祖辈曾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生活过，他向政府提议修建一座祠堂，以便这位国家领导人以后来此地祭祖。
可以想象，这是他作为师爷一生最得意的作品：终于成功地和权力最高层有了挂钩和联系。他顺势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酝酿多年的策划——本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府点头赞许，画了一张大大的规划蓝图，这里一个标地，那里一个园区。看图，他傻眼了，自己一千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被画进规划范围，要遭遇强拆，每平方米给八百块钱的补偿。
电话里，他苦笑，说：“拍马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听得难过，并不幸灾乐祸。严格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只是一个一心想与权力产生某种联系的普通人。
人们总是爱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因为诗家们可以激昂地对于大恶大善、大是大非指点江山，可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苦涩故事，无常无望、无解无告。他们才是时代的组成部分。
至于如何去写，所谓公共写作，必然逃不开批判者的角色，我也写过战斗檄文式的文章，满纸愤怒，试图做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几篇之后，我就放弃了，并不是出于胆怯，而是不习惯文章中自己那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信奉福楼拜的话：“我相信文学的艺术不会涉及个人的感情，我不想要爱，也不想要恨、怜悯或者愤怒，叙述的公众无私，将因此等同于法律的庄严。”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几年摸索着写出的散文。完成即告别。出版的一刻，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抛弃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对于写作的厌倦的我，经常拿“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珍惜尚能自由写作的“时”，守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家的“位”。
文摘
版权页：
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道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只有下棋。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
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