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2》资料翔实、数据准确、论述严谨，难得的是语言通俗流畅，摈弃枯燥的学术语言，用生动的案例把专业的内容讲得深入浅出，是一本老百姓看得懂的时政书！《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2》因为作者身份的原因，披露了大量外界不知道的真实案例与经济数据，在内容的独家性商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特别是在对2012年中共18大换届选举前后国内政局变换与国家行政、金融政策、民生领域的预测尤为令人关注。

作者没有如时下所流行的那样去故弄玄虚，而是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把看似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
——石述思 《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这本书的作者让我看到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西方战略思维的模仿，这里面的思维是中国式的，就像中医一样，对比以往让我们感觉很新鲜，但必须承认它的确很有效。
——加藤嘉一 《中国的逻辑》作者
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了意味着愚钝或是欺骗，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了意味这智慧以及坦诚，很高兴，本书属于后者。
——戴旭《C型包围》作者

王伟，自由撰稿人、投资公司顾问。工科院校毕业，却自幼喜好史政类书籍，大学期间曾替老师为本校国防生讲授军事理论课。2006年底开始，为《舰载武器》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战略时政方面的分析类文章，主要以历史和经济为视角，对国际战略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对内政经济亦有所涉及。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闲谈大国复兴
引子 005
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008
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014
从“中美战略对话”到中美战略性接近 018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024
南亚变局 030
尾声 033

闲谈大国复兴续篇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037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042
变则通 049

多难兴邦
大势 057
从“双防”到“新双防” 063
调整思路——输出通胀 068
得人心者，得天下 072

正本清源
有中国特色的“信贷危机” 077
内需经济 084
“危机”，“危”中方有“机” 090

周边地缘政治东亚篇
关于东北亚局势的简单评析
说说韩国 097
说说G2 101
从上帝视角说起 107

话说中日合作
（一） 111
（二） 113
（三） 115
（四） 118
（五） 120

关于日本2011年大地震的若干杂想
即将松动的僵局 125
东亚将迎来长期稳定 129
地震影响或将辐射到中东地区 131
回流还是逃离？这是个问题 133
举国体制的回归 135

周边地缘政治海洋争端篇
中国海洋争端小议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说起 141
主权强化还是主权弱化？ 147
走向大洋 156

南海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 163
南海争端只具参考意义 163
杜绝第三方势力介入是 165
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 165
不应忽略新加坡在 167
南海问题上的负面作用 167
内政是越南挑起争端的主要诱因 170
建立长期存在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根本所在 172

周边地缘政治印度篇
浅谈印度对外战略
“城墙外面的斜坡” 179
“佛陀的微笑” 184
棋局、棋手、棋子 187

地缘战略与中国航母
地缘 193
航母 195
变局 197

国际时政与世界经济

币缘战争
人之道，奉有余，而抑不足 203
天之道，奉不足，而抑有余 203
天道为大 203
只识刀兵者，不可知天下，亦不可知刀兵 212
物极必反 215
满则损，谦则益 215

从土美交恶谈地缘政治中的土耳其
西向战略 229
南向战略 235
东向战略 238
地缘战略与美土关系发展 242
说说此次美土交恶 246
2008中国战略大转型 251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让 253
我们从世界政治结构说起 253
悄然变化中的东亚板块 256
话说中德交恶 263
话说金融危机 267
从本源说起 269
中法交恶与韬光养晦 276
关于救援“三大” 280

尾声 283
关于后卡扎菲时代 283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闲谈大国复兴
文王伟
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引子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君王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和靡靡之音；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祖先们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文明曾一度把现存于世的其他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其超稳定的社会资源和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续至今。同样由于这一体系的超稳定性，使得近代的中国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身，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我们不敢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已经开始大口地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同一时期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地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到了近代，我们的发展不但加速度没了，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到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轰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到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的国际架构发生碰撞，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4年，最终，德、奥、意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
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注定会发生了。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的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最终确立了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轴心国成了战败国，战后他们国家的工业体系遭到彻底的破坏，其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很好理解。而英、法两国，通过这场战争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他们算是战胜国吗？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看：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战后被美苏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取代了，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仅仅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成了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按此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中国面临的情况很危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倚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通过这场战争我们仅仅是解决了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属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进而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了我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至今，美国仍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当我们能清晰的描述中美关系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大部分问题就可以疏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中美关系对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挈领性的作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挈领性的影响。对两国而言，影响国家走向的内政都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对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是一个国家最原始的驱动力，这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两国近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之上，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地放大或缩小其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一个国家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他的市场容量和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是靠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此时距离他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以此轻松享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地向美国聚集，黄金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一战之后——确切地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地透支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国力，他们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地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长，并且最终这一消长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19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
19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使得美国经济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处于一片萧瑟之中，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长”，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就是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了各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首先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的；其次各国货币都相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年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高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地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事情就会向有利于已的方向去发展，此时他们往往会忽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正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美军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这种行为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伦敦交易所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建立“黄金总库”才使各国恢复了对美元的信心。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再次超额发行美元，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得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还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投入到了这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中东的欧佩克组织趁机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进一步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恶性循环连续打击着美国，国民心态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带噩梦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与此同时，美苏冷战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进入了反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很快就饱和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成了拉动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扬、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949年至1979年，共和国建立的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期间出了多少问题，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这30年可以彪炳史册的功绩首先是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后超级大国都断了与中国交战的念想，也恢复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其次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地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的一点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的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此，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位置，角色演得好不好是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我们的后人也会以此来评价我们，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好与不好，不客气地说无异于刻舟求剑。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30来看，我们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利益，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来。到了1979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起至今，中国经济粗略地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1994年：这一阶段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一直是在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为实现经济“软着陆”，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说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其次是出口退税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为出口导向型。前文已经交代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正在搞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积极向上的优良品质，而且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其三，1979年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优良的遗产，那就是无债一身轻，这就使得我们后面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1993、19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那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看，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向高逐次迅速的向中国集中。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这让我们想起了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可见前后的差距非常大。从产业体系上看，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3年、20004年、20005年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和，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为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也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创造了优良条件，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的，其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仅靠人力成本是没办法抵消的，比如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服装、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他们也仅仅能走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接手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鼓噪中国崩溃论，这种预测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说是他们的白日梦更为贴切。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WTO。如何评价这件事呢？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加入WTO应该说是取得了大势——中国至此基本算是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这其中“入世”谈判的具体细节如今看的确有待商榷，后面会一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入世”终归是给中国打开了一个局面，之后倘若操作不好，之前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但操作好了，就是一个契机。
总之，在入世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的确大大减少了。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美国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作大，此后美国贸易经常项目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利，那么费时费力的实物生产自然会遭到抛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汽车贷款业务，就是这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它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高层的不少人都开始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这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制造业领域从业者失业，美国政府和国会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还有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的廉价商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多数美国人的生活。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来源国，你看看美国超市货架就明白了，上面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