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一个记忆回来了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

一个记忆回来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最初的岁月
(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爸爸出差时
(生活是那么的强大，它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　　　　　　　　　
可乐和酒
(对我儿子漏漏来说，“酒”这个词曾经和酒没有关系，它表达的是一种有气体发甜的饮料。)　　　　　　　　　
医院里的童年
(如今，那座医院也已经面目全非，我童年的医院也已经逝去了。)　　　　　　　　
恐惧与成长
(他对世界的了解，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了解，就是在不断的恐惧和不断的克服中完成，一直到他长大成人。)　　　　　　　　　
父子之战
（父与子之间存在着的那一层隐秘的和不可分割的关系，那种仿佛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关系，其实是父子间真正的基础。）　　　　　　　　　
录像带电影
（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忧。）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我今天不纵论天下，也不纵论文学，文学我说得太多了，已是陈词滥调，我就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第二辑  文学•音乐•旅行

新的时代来临之际，亦是对过去时代大师们重新理解的开始。

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
（作家是什么？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喜欢生活，不喜欢工作，所以我更喜欢写作长篇小说。）　　　　　　　
一个作家的力量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　　　　　　　
关于回忆和回忆录
（生平和业绩所勾勒出来的人生仅仅是这些人物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不为人所知的部分。）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是两座博物馆，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文学上曾经出现过什么。）　　
博尔赫斯的现实
（博尔赫斯通过叙述让读者远离了他的现实，而不是接近。）　　　　　　
契诃夫的等待
（几近无限的文学有时候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三岛由纪夫的写作与生活
（三岛由纪夫作品中所迷恋的死亡和鲜血，终于站了出来，死亡和鲜血叙述了三岛由纪夫。）　　　
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签名，当然，我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下了“中国”。）　　　　
音乐的叙述
（音乐里只有叙述的存在，没有其他的存在。）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音乐的历史深不可测，如同无边无际的深渊，只有去聆听，才能知道它的丰厚。）　　　　　
灵　感
（人们所以要解释灵感，并不是他们知道灵感，而是他们不知道。）　　　　　　　　　　　
色　彩
（一个男人一旦精通了色彩，那么无论是写作还是调情，都将会所向披靡。）　　　　　　　　　　　
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
（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处理细部描述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丰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变化。）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笔记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会带去不同的文化风俗和意识形态，也会带去矛盾和冲突。）　　

第三辑  活着，为了讲述

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
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
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　　　　
别人的城市
（我的回忆就像瓦楞草一样长在那些低矮的屋顶上，还有石板铺成的街道、伸出来的屋檐、一条穿过小城的河流。）　　　　　　　　　
我与东亚
（我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我父亲展示，父亲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出名了。）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一个记忆回来了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
    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 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号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得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1989年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仿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
    “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畺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
    “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