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早就拜读过兴涛所写的关于中文“她”字的文章。两年前，他告诉我还在悉心研究这个字的历史、并准备拓展成书的时候，我虽未拍案，却已连连叫绝。凭直觉和预感，或由于本人的学术兴趣，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一定比那些言不及义的“后殖民”、“后现代”宏论有意思得多。每当见到一些赶时髦的、半生不熟的著述，我总会思忖：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问呢？《“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便是扎实研究的成果。
肯定会有人认为，为“她”字写史，未免小题大做。我不会与其争辩，只想说我与兴涛同感：这不是小题。“她”字所折射出的文化史蕴含，实在太丰富了。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只是“小中见大”的问题。对此，本书已有许多精彩论述，因而毋需赘言。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她”涉及人类的一半（“半边天”），“她”同“你”“我”休戚相关，人的悲欢离合也多半与“她”有关——“她”能不重要吗？没有她，文学艺术黯然失色。

后记

在一些不解者看来，一个小小的“她”字的历史，却费去著者如许多的心血，这样的努力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值得，当然值得。历史上的事情肯定有大小之分，而划分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对于心灵日益丰富、越发渴求“明智”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借助历史学家对各色“历史”的真实呈现、巧妙揭示和智慧把握，去获取无尽的人文省思与意义感悟。从这个视角去窥测，“她”字问题焉能说小？！
五四时期的胡适曾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我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与分量。较之通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那句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学术国策之高论，胡适所说的这句话显然更切实、灵性和高明，也就更为精彩。“她”字的历史虽谈不上“古”，对于今人却早已“若明若晦”，何况笔者的努力还并不囿于传统语言学的字义史范围，而致力于一种文化史内涵的多方开掘呢？如果说我在“引论”中所提到的陈寅恪那句“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是本研究的方法论提示，那么胡适此言，则是我自己对于这本小书努力追求的价值期许、或者说是自我安慰。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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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照他们平日的看法，“中国字不够就拿别国的字来补；不必别造新字，老实就写一个she字”。可这样一来，本来包括阴阳中三性的“他”字，其中阴性被分出来后，意义变狭，而剩下的阳性和中性都用一个“他”字，刘半农觉得“也不太好”，因此又进一步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英文中的he、she、it三字全都搬到汉语中来作罢，同英语相比，甚至用世界语中的i、si、gi，可能还要更为合适些。
对于以上三种办法，钱玄同总的评判是，第一种“不甚妥当”，因为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个女人”，文义上似无毛病，但汉语中翻作“他女”二字，则“有些‘不词”’，而且读音也不好处理：究竟是读一个“他”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对于第二种办法，钱氏则认为“可以用得”，但同时又顾虑每次都要特铸许多“蛇”字，“在事实上或者有点困难，也未可知”。而且当时，钱、周等人正热衷于渐次废除汉字的讨论，故“对于汉字既认为不甚适用之物，则添造新字，好像觉得有些无谓”。当时他最倾心的是第三种办法，觉得采用起来“毫无不可”，甚至认为即便有许多人看了不懂，也“可以不必顾虑”。反正新字的创造，主要是服务于那些“青年学生”，不是面向那些“略识之无”和“灶婢厮养”的人的，而“今后正当求学的学生，断断没有不认得外国字的”。这种轻视下层民众，蔑视传统语文的主张，其偏颇和不当之处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