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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困难都有应付之办法。现在先说我们自己评阅蒋介石言行之前应有的准备。
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而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与范围亦超过于隋唐之均田。此后自1949至1979共三十年仍未有定局。当中经过“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酝酿，最后才有邓小平所主持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
除非我们认为历史全无意义，以上的牵扯反复全是愚人蛮汉做坏事之记录，则可以自此看清：以上各节综合起来，已经具备着人类历史里最庞大的一次长期革命之轮廓。纵使当中有局部之重叠反复，大致却仍是呈直线式地展开。亦即次一段之工作，利用前一段之成果。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治史者不能首先即利用分析法。迎在目前的现象既是庞然大物，超过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其组织尚未具定型，那我们如何分析？凡分析先必在此庞大的形象之中割裂一部，和既有的经验对照。所以过去引用西方传统治学办法的，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所得纯系以欧美之寻常标准，衡量中国非常时期之大规模动态。其以小权大不说，尚且忽视两者时间上之差异。这一派人物之指责中国之不彻底改革，有时读来似乎躯壳未备之前，先指责其不注重健康。
既称大历史，则在分析之前必有一段归纳，使治史者自己看清当前问题之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