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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精)》讲述了，艾玛是农庄主的女儿，一心追求浪漫优雅的生活。她嫁给乡村医生夏尔·包法利以后，发现生活远非她所愿。于是她不安于现状，红杏出墙。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实习生。她的偷情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倒给投机商人以可趁之机，迫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她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服毒自尽。
序言
《包法利夫人》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其他法国文学名著包括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幻灭》。它们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司汤达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分析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细致描绘上。但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司汤达写的是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超群出众的人物，用的是判断性的概括或推论式的心理分析方法；巴尔扎克写景物是现实主义的，写人物就掺杂了浪漫主义的因素，写事件却几乎全是浪漫主义的手法，用的是夸张的修饰语和最高级形容词。《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和他们不同：他写的是平庸的人物和平淡无奇的生活，但他用的艺术手法却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他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来描写人物，用浪漫主义的语言来展示浪漫主义的个性，使浪漫主义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一部分了。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取自现实。夏尔·包法利的原型是欧解·德拉玛，1812年生，1834年前，在福楼拜父亲主持的卢昂医院实习，同年9月18日取得行医执照，但不得动大手术；1836年和三十岁的寡妇(小说中改为四十五岁)结婚，寡妇死后，又于1839年8月7日和十七岁的农家女德尔芬·库蒂丽叶(包法利夫人艾玛的原型)结婚。德尔芬长得很美(卢昂博物馆有她的画像)，曾在卢昂一家修道院学习，但她生性风流，喜欢交男朋友。据她婚后的女佣奥古斯汀·梅娜吉(小说中的费莉西)说：她们两人同岁，无话不谈，常常同读小说，羡慕贵族夫人生活，模仿她们，每星期五在家中开招待会，邀请公证人事务所的年轻朋友参加，但却没有人来赴约。德尔芬自视很高，说起话来声音清脆如玉，对平凡的婚后生活不满，又不信教，搞了两次婚外恋，邻居看见过她在花园中吻抱情人。1848年3月6日，她搞得倾家荡产，服毒自尽。
这种婚外恋的风流艳事，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普莱沃的《曼侬·勒斯戈》。福楼拜怎么超越前人呢？前人写的都是浪漫主义的才子佳人，福楼拜写的却是现实主义的庸人和浪漫主义的怨妇。庸人满足于现状，怨妇却向往未来。包法利外形笨拙，智力低下，性格软弱，毫无理想；结婚前唯母命是听：母亲为他选择职业，选择行医地点，选择婚姻配偶；和寡妇结婚后又唯妻命是听：“他在人面前应该这样说，不能那样说，要顺着她的意思穿衣服，按照她的吩咐催促病人还账”；他并不爱寡妇，但在寡妇死后，他也不感到如释重负；他向艾玛求婚，却又不敢开口，还是岳父做主，才成好事；他对艾玛更加唯命是听，艾玛要和他保持距离，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感到难堪，也不觉得痛苦。而艾玛却是一个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的少女，虽然生在农村，却不甘居人下，梦想着要过贵族夫人的爱情生活，结果嫁了一个才貌平庸的丈夫，现实距离理想太远，所以婚外恋就合乎情理了。 这种婚配不当的喜剧，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但福楼拜却没有把夏尔·包法利写成一个喜剧人物，而是渗进了悲剧的因素。夏尔虽然平庸，可是温顺、善良、正直、忠厚、大方，相比之下，艾玛的两个婚外恋人，一个损人利己，一个胆小怕事，都是见死不救，冷酷无情；而夏尔却爱屋及乌，甚至在艾玛死后，宁可负债累累，也不肯变卖她房里的东西，反而要盛葬亡妻；两相比较，不是有天渊之别吗！夏尔发现了艾玛的婚外恋后，非但不怪艾玛，反恨自己不是她的婚外恋人，直到死前，手里还拿着艾玛的一绺头发。这不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情痴吗！夏尔的悲剧在于：艾玛不是一个值得痴情的妻子。据说福楼拜写艾玛死时的夏尔，把自己在妹妹卡罗琳去世时的痛苦和悲哀都倾注进去了。无怪乎圣·佩韦说：夏尔是个“可怜的好人”，经过艺术加工，可以塑造出“一个高尚、动人的形象”。
福楼拜后来写了一部小说《情感教育》。其实，《包法利夫人》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教育》。在艾玛的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之下，只生活在现实中的夏尔也变得浪漫化了；而艾玛自己的思想却越来越向庸俗化的方向发展。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候，她受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梦想着海阔天空的爱情生活；但和平庸的夏尔结婚后，开始感到梦想破灭。在沃比萨舞会上见到子爵，觉得现实生活中真有自己梦想的人物，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于是生了一场大病。迁到荣镇之后，她认识了年轻漂亮、有浪漫主义思想的实习生莱昂，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她破灭了的梦想又死灰复燃；但是莱昂比她年轻，胆小怕事，错把她当成可望而不可及、冷若冰霜的贤妻良母，放过了机会，到巴黎去了，于是她梦想的天地也缩小到了巴黎。在她灰心、失望之际，情场老手罗多夫乘虚而入，投其所好，说些浪漫主义的花言巧语，艾玛错把他当成自己梦寐以求的情人，开始半推半就，继而难分难解，最后要求私奔，反倒被他抛弃，而为了私奔，她已经开始借债了。梦想再一度破灭，她又大病了一场。病后为了消愁解闷，夏尔陪她去了卢昂剧院，恰巧碰到从巴黎实习回来的莱昂，他经过巴黎酒店女郎的熏染，已不是当年含情脉脉、羞羞答答的少男了。两人旧情复萌，每周在卢昂旅馆幽会一次(就是福楼拜和露意丝·柯勒寻欢的地方)。艾玛梦想的天地又缩小到一个旅馆房间了。日久天长，情妇的生活也变得像夫妻生活一样平淡无奇，但她已经债台高筑，再不偿还，就要扣押财产。她求莱昂帮忙，甚至暗示要他盗用公款，这就沦落到了犯罪的边缘。她还向公证人借钱，但却不肯为了金钱出卖爱情，这说明她心里还残存了一点浪漫主义精神。她也不肯向她丈夫低头，因为她不爱他，所以不愿在他面前失去尊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决心服毒自杀。就这样，她由一个农家少女，成了乡镇医生的妻子，子爵的舞伴，莱昂眼中的情人，罗多夫的情妇，最后堕落成为一个罪人。她的一生展示了一个浪漫主义梦想的破灭。
《包法利夫人》不单是批判了庸俗的浪漫主义，而且也揭露了庸俗的资产阶级人物，如药剂师奥默。比起他来，夏尔的形象反而显得高大了。夏尔虽然平庸，但是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忠厚，从不口是心非，既不损人利己，也不嫁祸于人。奥默却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他吹嘘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打击神甫，抬高自己；他吹嘘自己乐善好施，救济穷人，实际上却剥削药房的小伙计；他送消炎膏给乞丐，也是为了沽名钓誉，一旦膏药无效，有损他的名声，他就要置乞丐于死地；他劝跛脚的旅店伙计动手术，如果成功，他也可以沾光，结果失败，他就让医生一个人挨骂。这样一个小人，最后却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十字荣誉勋章，这真是对布尔乔亚的绝妙讽刺。
对于宗教，福楼拜也揭穿了教会的形式主义，这体现在布尼贤神甫身上。神甫的职责是了解教民的精神生活，拯救他们的灵魂；布尼贤却只会念经，背诵教义，不会联系实际。艾玛在婚外恋之前，精神万分痛苦，来找神甫忏悔。神甫既不了解她，也不会安慰她，反叫她去找医生。相形之下，不信教的艾玛却显得有一颗虔诚的心了。这又是对教会的无言指责。无论是指责批评，或是揭露讽刺，福楼拜都不直接发表个人的主观意见，而只做客观的描述，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因此，《包法利夫人》成了“客观性艺术”的典范。
福楼拜的“客观性艺术”还表现在他对人物景色的描绘上。例如最后一章写夏尔之死：
第二天，夏尔走到花棚下，坐在长凳上。阳光从格子里照进来；葡萄叶在沙地上画下了阴影，茉莉花散发出芳香，天空是蔚蓝的，斑蝥围着百合花嗡嗡叫，夏尔仿佛返老还童，忧伤的心里泛滥着朦胧的春情，简直压得他喘不出气来。
七点钟，一下午没见到他的小贝尔特来找他吃晚餐。
他仰着头，靠着墙，眼睛闭着，嘴巴张开，手里拿着一股长长的黑头发。
“爸，来呀！”她说。
以为他是在逗她玩，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却倒到地上。原来他已经死了。
第一段客观地描写夏尔的所作所为(走进花棚，坐下)，所见(阳光，阴影，葡萄叶，百合花等)，所闻(鼻闻茉莉花的芳香；耳闻斑蝥的嗡嗡声)，所感(返老还童，春意朦胧，喘不出气)，而不是作者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感所知。
第二段写他女儿的所作所为；第三段写她的所见；第四段写她所说；第五段写她所感、所为、所见、所知。全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白描。
但福楼拜在描写浪漫主义的人物个性时，他的语言也会带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如第一部第六章回忆艾玛在修道院的生活： 她头几回多么爱听这些反映天长地久、此恨绵绵的浪漫主义的悲叹哀呜啊！……过惯了平静的日子，她反倒喜欢多事之秋。她爱大海，只是为了海上的汹涌波涛；她爱草地，只是因为青草点缀了断壁残垣。她要求事物投她所好；凡是不能立刻满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认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艺术，她寻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
重情轻景的心理，就不是艾玛的回忆，而是作者判断性的概括了。福楼拜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确，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中。但是艾玛不倾心艺术，所以成了庸俗的浪漫主义的牺牲品；而福楼拜却凭借现实主义的艺术，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自我，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关于现实主义的艺术，他曾对莫泊桑说过：“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简而言之，他认为艺术要为内容寻求最完美的形式。
四十年代后期，译者在巴黎大学攻读文学，《包法利夫人》是研究法国语言、文学的必修课。1946年开课的是亚赞斯基教授，他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史》，有很多新见解，讲课时注重分析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使译者得益匪浅。1947年开课的是布鲁诺教授，他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者，讲课时对福楼拜的语言艺术作了精辟的分析，解决了译者不少疑难。1948年开课的是莫罗教授，他是巴黎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文学教授，也是译者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他讲课时深入浅出，注重分析《包法利夫人》的篇章结构，指出福楼拜善用对比的手法，例如第一部写了艾玛的结婚行列，第三部又写她的出殡行列；第一部实写了舞会上的子爵，第三部又虚写教堂前的子爵；这样前后呼应，使人今昔对比，感慨系之，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1991年我在普鲁斯特国际会议上见到巴黎大学米利教授，才知道莫罗教授已经去世，谨在本书中表示译者对四十年前指导教师的怀念。
1992年1月30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文摘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①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哪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黑纽绿呢小外衣一定穿得太紧，袖口绷开了线缝的地方，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给背带吊得太高，露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
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得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跷，胳膊也不敢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也不知道和我们一齐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规矩了。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